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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对孔子事迹的述评

孔子一生勤学好问,周游列国,教授生徒,出仕为官,历尽了坎坷。“去鲁,斥乎齐,逐乎宋、卫,困于陈、蔡之间”的经历,“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境遇,都成为孟子议论、评价的内容。

  传说孔子在卫国居住在卫灵公宠臣宦官痈疽家,在齐国居住在宦官瘠环家。孟子断然认为这是“好事者”编造的故事,事情的真相是:“于卫,主颜雠由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,兄弟也。弥子谓子路曰:‘孔子主我,卫卿可得也。’子路以告,孔子曰:‘有命。’孔子进以礼,退以义,得之不得曰:‘有命。”在齐国,“孔子不悦于鲁卫,遭宋桓司马,将要而杀之,微服而过宋。是时孔子当厄,主司城贞子,为陈侯周臣”。孟子之所以对这两件事具有敏感性,是因为宦官宠臣心理阴暗,地位卑下,如果孔子确实在痈疽与瘠环家居住过,表明孔子是一个小折不扣“无义尢命”之人。为了维护孔子形象,正天下视听,孟子还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个传说的不可信性,他说:“吾闻观近臣,以其所为主;观远臣,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,何以为孔子?”

  出仕为官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政治追求,孟子埘于孔子和他的弟子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”的态度非常欣赏。魏罔人周霄问“古之君子仕乎?”孟子在明确回答“仕”之后说:“孔子.二月无村,则皇皂如也。出疆必载质。”孔子认为:“士之失位也,犹诸侯之失国家也。”士之仕也,犹农夫之耕也。”孔子与他的弟子参与政治不是为官而官,而是为了“事道”,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要坚持“可以仕而仕”。孔子有见行可之仕,有际可之仕,有公养之仕。于季桓子,见行可之仕也;于卫灵公,际可之仕也;于卫孝公,公养之仕也。”

  由此可见,孔子及其弟子积极参与政治,首要目的是为了实践他们的思想学说,而不是单纯的爵位利禄。孔子曾先后担任过委吏、乘田、司寇等高低不同的官职,不论担任何种官职,他都能够在其位谋其政,认真负责,恪守职责。“孔子尝为委史矣,曰:‘会计当而已矣。’尝为乘田矣,曰:‘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”孟子为了进一步说明孔子严谨的政治作风,还特意列举了“燔肉小至。不税冕而行”和“猎较”两个事例。

  关于“燔肉”之事,孟子说:“孔子为鲁司寇,不用,从而祭,燔肉不至,不税冕而行。不知者以为为肉也;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,不欲为苟去。村子之所为,众人固不识也。”孔子讲究“仁”,同时也注重礼,把礼作为仁的外在标准。所以,孔子在处理“燔肉”之事的时候,宁肯被人误解为争要祭肉,也要按照礼法行事。

  “猎较”是鲁国的传统习惯,赵岐注曰:“猎较者,田猎相较夺禽兽,得之以祭,时俗所尚,以为吉祥。”万章对孔子参与“猎较”提出了质疑:“孔子之仕于鲁也,鲁人猎较,孔子亦猎较。猎较犹可,而况受其赐乎?”孟子辩解说:孔子出仕为官是为了“事道也”,如果要改变“猎较”习俗,应该着力于“先簿正祭器,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”,采取规范祭祀的器物和祭品等措施,从制度上断绝“猎较”的根源,而不是直接反对“猎较”。孟子通过“猎较”一事,不仅肯定了孔子严谨的政治作风,而且还看到了孔子在政治上的远见。

  孔子作风严谨,可又不是一个迂腐教条之人,孟子认为孔子回拜阳货一事充分表现了孔子的灵活性。季氏的家臣阳货挟季氏控制鲁国政权,属于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“无道”政治。阳货希望孔子来拜见他,又知道孔子不可能来拜见他,所以就利用“大夫有赐于士,不得受于其家,则往拜其门”的习俗诱使孔子来拜见。孟子议论这件事说:“阳货瞰孔子之亡也,而馈孔子蒸豚,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。当是时,阳货先,岂得不见?曾子曰:‘胁肩谄笑,病于夏畦。’子路曰:‘未同而言,观其色,赧赧然,非由之所知也。’由是观之,则君子之所养,可知已矣。”孔子恪守礼法,但不缺乏必要变通,他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了阳货,这样做既坚持原则,不失礼节,又灵活巧妙。所以,孟子称赞孔子是一个懂得“君子之所养”的人。

  孔子积极参与政治,主张“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”,并深深地眷恋着鲁国,“孔子之去鲁,曰:‘迟迟吾行也’,去父母国之道也”,但是最终也没有在政治方面成就一番大的事业。这对孟子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为此,孟子对孔子的政治失意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。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问,是孔子一生中重大政治挫折之一,孟子分析其原因是“无上下之交也”。赵岐注曰:“孔子之所以厄于陈蔡之问者,其国君臣皆恶。上下无所交接,故厄也。”

2015-06-08 00:0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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